周恩來一生，居功之偉，他是全黨工作的典范，也是團結的典范。他終身從事的工作，就是如何把黨內力量聚焦起來。這從他一生三次重要的談話中，即可略見一斑。
第一次談話
1934年長征之初，毛澤東曾經給中央寫了一封信，要帶領一三軍團和紅九軍團的20師留下來，堅持蘇區(qū)的斗爭。這封信從博古轉手，最后來到了周恩來手里。
周恩來看完信，連夜騎馬趕到毛澤東的住處，與毛澤東徹夜長談。那天晚上他們談話的內容沒人知道，但是，毛澤東在談話后就決定和大部隊一起走了。這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的命運。這是周恩來對中共極為重大的貢獻。
第二次談話
遵義會議開過以后，博古不適合再擔任黨的主要領導，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權力交出來。所以，周恩來與博古徹夜長談。周恩來對博古講，你.我都是留過洋的，我們這些留過洋的人對中國的情況都不是那么了解。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人搞不成，我們要另外找人，找真正懂中國的人。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，他懂中國。我們共同幫助毛澤東，把中國革命搞成功。聽了周恩來的這番話，第二天一早，博古就把全部權力交到了中共中央。博古后來說，周恩來那一席話影響了他的一-生，中國革命確實一定要由一個懂中國的人來搞。
第三次談話
1935年6月，一、四方面軍會合。張國燾在十余騎警衛(wèi)簇擁下飛馳而來，當時,毛主席給予了張國燾極大的尊重。因為，張國燾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層。當時，除了陳獨秀，誰都蓋不過他。
毛澤東卻長期游離于中共中央核心層之外，所以，以毛澤東當時跟張國燾還無法相比。張國燾隨后又發(fā)現(xiàn)，中央紅軍人數(shù)很少，而且衣衫襤褸，槍支長短不齊，沒有一件重武器。嚴重的兵力失衡，對遵義會議產生質疑，于是，一、四方面軍分裂。
毛澤東判斷他們堅持不了多長時間，后來發(fā)現(xiàn)了陜北根據(jù)地。到陜北一看，紅二十五軍是張國燾的勢力。當時紅二十五軍的軍長徐海東，他如果聽張國燾這個偽君子的指揮，那中共中央真是毫無希望了。于是給徐海東寫了一封信，要借2000大洋渡過難關。當然借錢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要試探徐海東的態(tài)度。徐海東接到信，吩咐到:我們留1000就行了，給中央紅軍5000大洋。是給，不是借。還附了一封信，表示紅二十五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指揮，毛澤東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。
到延安后，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矛盾日益加深，周恩來與張國燾進行了長談，但是這次談話卻失敗了，最終沒能說服張國燾。1938年張國濤叛變出走，1949年中共獲得全國勝利，張國燾跑到香港，后來從香港跑到臺灣，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倫多的養(yǎng)老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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